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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使合作顺利进行，除了需要规范语言之外，还需要创造一种语境，这种语境也可以理解为企业的制度和企业的文化。所谓企业的制度与文化，说到底就是大家在合作的环境里，都采取相互明白的“玩儿法”——共享的合作知识。不同的是，文化以习俗的方式形成彼此的默契，代替了具有强制性和相对成本较高的制度。为了使合作更有效率，防止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影响合作，制度充当了一个规范人们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要素，而文化则表现为人们长期的行为方式所积淀下来的习惯与习俗，有如用石块砌墙，文化就是充斥于石块之间的沙浆，填补着制度的缝隙。在经济学看来，制度与文化其实都是一个关于组织合作的成本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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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我们常说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但相当数量的合作，仍然是在彼此能力不同、利益要求不同、知识结构不同的人之间进行的。同时，要组织合作，在合作者当中就必须形成对某种规则的共识，或者说是制度的共识。所谓制度，其要义就在于实现并保持合作者之间的某种均衡。看看美国人在伊拉克是如何打破一种均衡，并利用外力重新建立一种均衡的吧，这或许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道理：新的合作秩序尽管对各方都有利，但却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反复博弈，需要时间来让合作者互相考量彼此的力量、欲望与最终利益的配置。经济学告诉我们：只有在实现了均衡的状态下，合作者的行为才是可预期的。因此，对于恢复伊拉克的新秩序，我们只能等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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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，约翰·纳什因在一片纸上写下了对“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”的惊人发现，一语道破天机，却承受了历时30年之久的精神分裂症的磨难。由此可见，均衡的“宇宙意义”是多么深不可测。约翰·纳什的开创性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，至今仍让人振奋不已，并使他获得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。尽管有了好莱坞的《美丽的心灵》，但很多人还是不知道，在50多年前，这位旷世奇才以精美的数学形式表达的那个“纳什均衡”是个什么东西。
不过，在实际的合作中，绝大多数人还是非常清楚：合作一旦开始进行，尽管在合作中并不愉快，也试图改变某种既定的合作方式，但多数人最终还是只能选择维持现状。因为，这时所有的合作者都已经由一种被叫做“制度”的东西锁定了，任何人要改变这种制度，都意味着要受到既得利益者以传统的名义的反抗。除非试图改变制度者能让人相信，新的制度能够给大家带来更优状态的均衡，从而带来更多的利益。
新古典经济学认为，在均衡状态里，个体偏离均衡状态会导致该个体效用的降低，所以，没有人有兴趣改变均衡（汪丁丁：《演进，均衡，理性》）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均衡对于任何试图在合作共同体内部寻求创新的人来说，都是一种痛苦。这种痛苦的结果，要么使合作长期陷于已经无效率的均衡，要么使合作解体，而解体后的合作均衡能不能重新实现，这是企业家（熊彼特和诺斯定义的“企业家”也包括政治家）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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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虽然以平等、自愿为前提，但是面对自然与社会的不确定性，一旦进入正式的合作，企业家权威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了。权威是一种制度安排，它以服从为前提。所谓服从权威，就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合作的整体利益之中，尽管这似乎已经有违于合作之初平等自愿的原则，但却成为维护最终好处的必然选择。合作中权威的确立不仅至关重要，而且也极其微妙。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理解其中的确立过程和“所以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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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家权威在合作中的作用有两个：一是解决合作中的效率问题。在实现合作的过程中，必然会遇到困难并存在解决困难的不同意见，这个时候，企业家权威将起到决断和承担责任的作用。二是公正地解决合作中的权利冲突问题，包括根据不同合作者的不同作用（正反两方面）和贡献，对最终的好处进行公平的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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